【摘 要】作为中国古典悲剧代表作的元杂剧《赵氏孤儿》，历经多次改编终于迎来陈凯歌电影艺术的再加工。立足亚里士多德《诗学》理论，分析电影《赵孤》的悲剧成分、母题创新和悲剧消解三方面的再建构尝试及其不足。
【关键词】赵氏孤儿《诗学》悲剧性消解
【中图分类号】J901【文献标识码】A【文章编号】1674-3520(2020)08-49-02
承载着现代传媒方式的电影《赵氏孤儿》（以下简称《赵孤》）自上映以来，一直接受理论批评与市场审美的检验。“悲剧”一词，尽管定义呈动态发展趋势， 但从人类审美心理结构出发，中西均在“抗争”“崇高” 等特征上默契一致。不论是以“自由”为依归的西方主动性抗争，或是中国追求情理的积淀式被动大爆发，“悲剧”都通过各异的摹仿方式，完成接受者的心理升华。电影《赵孤》在具备悲剧成分的条件下，用“人道”母题置换“悲剧”母题，在“结”和“解”的大范围改动下， 丧失“崇高”意味从而拆解悲剧内涵，在经典的精神重现方面有所遗憾和缺失。
西方悲剧理论奠基者亚里士多德，在《诗学》第六章提出悲剧定义：“悲剧是对一个严肃、完整、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，它的媒介是经过‘装饰’的语言。”[1]从摹仿方式观之，电影艺术不仅具有戏剧舞台表演的装饰、背景、旁白、音乐、唱段等元素，并且拥有核心功能——语言。电影《赵孤》通过闪回、插叙、倒叙和重复的手法，以较少的时间容量交代丰富的空间信息。电影开场，通过倒叙赵朔征战、兼以插叙小人挑拨的手法，过渡到赵朔战胜归来这一现在时态，为屠岸贾提供了充足的行凶动机。
就摹仿对象而言，电影版《赵孤》似乎在时间维度
背离了杂剧文本：陈版主要在后期塑造了程婴这个“平民英雄”式人物，杂剧却较鲜明地在前期体现。具体表现在电影将“救孤”情节的淡化处理，并将重点挪移到新添的“育孤”上来。杂剧由于体裁的规定性和舞台演出的局限，不得不将矛盾集中到“父子相杀”这一大戏； 至于二十年间屠对赵的养育之恩，是隐藏在戏剧之外的部分，亚氏称为“穿插”（《诗学》第17 章）。穿插为独立于戏剧大纲的部分，却在两小时的电影艺术中获得想象和发挥。电影对程婴的定位显然经过现代思想的审慎洗礼：给程婴一个十足市民化的面具，将主动求“义” 变为被动权衡，虽说符合现代人本主义思想，却未免在矮化英雄人物的同时淡化了杂剧最高贵的悲剧精神。
戏曲和电影改编最根本的分歧在于时代错位：带有强烈元代意识形态的《赵孤》电影一定不被现代观众接受。亚氏在《诗学》中指出：“诗人的职责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，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”
（《诗学》第9 章）。元杂剧的“诗人”即文本作者， 对于他而言写作是为了“倾吐整体性的郁闷和愤怒”[2]，是元代社会的“必然”。而《赵孤》此类事件在 21 世纪的中国“必然”不可能发生。那么，陈凯歌不得不探索适合当下社会土壤的新范式。《赵孤》的电影制作迫切需要弱化传统“复仇”母题，转而向“人性”问路。
电影中借韩厥之口质问程婴“你有什么权利决定你儿子的生死？”问话气势短促，体现了强烈的人道主义思想。这是具有现代思想的电影向几百年前元代社会的隔空质问，穿透电影与观众的第三层壁垒，强烈真实从而有力。
在观众审美心理上，置换“复仇”母题为“人性” 大有接受空间。朱光潜在《悲剧心理学》中指出，“他 愈是和我们过去的经验和谐一致，就愈能吸引我们的注 意，有助于我们理解”[3]。杂剧《赵孤》除了社会批判外，还包裹了一层教育教化意义。然而，依朱光潜所言，现代人的本质“分裂”了，分裂为“自然欲望的世俗人 和以人文取向为特征的精神人”，“那个精神与肉体完 美统一的人开始解体”[4]。为了切合现代观众的心理需要，陈凯歌不得不面对文艺片的“少数人”和商业大片 “多数人”的两难选择。于是掺杂着众多西方元素的“应和”情景争相上演：酣畅炫酷的打斗、副标题喧闹的sacrifice（牺牲）与商业生产模式的“平民英雄”程婴。 作为一部商业片和贺岁片，《赵孤》同时还要迎合批评家的审美，于是，“人道主义”成为了中成剂，十恶不 赦的屠岸贾可以洗白扮演慈爱父亲，延宕十年的大仇不 报被冠以“杀心”理由，剧中无好人办坏事于是生造平 凡人做被动的不平凡之事标榜英雄。电影最终成为了“众 口难调”妥协下的产物，既因时代，又映时代。
电影对杂剧悲剧性的消解，主要由对行动的消解、对人物的否定和对崇高的遗失三个维度层层递进。亚氏认为，构思精良的情节安排应该表现“人物从顺达之境 转入败逆之境”（《诗学》第13 章）。表现在行动，亚氏认为应是“好人犯错”，看连环画这一刻，应当是 最具有“包孕性”的瞬间，因为前一刻的恩人后一刻即 将成为仇人，“连环画”在此成为情节自为发展的一个 “突转和发现”。“**的突转和发现同时发生”（《诗学》第11 章），文本便是做到了这一点，由于看连环画所以发现“你便是赵氏孤儿”，也因连环画为分水岭， 父与子的厮杀、杀敌与报仇、亲情与责任，一瞬间发生 置换。电影缺少连环画，便是缺少了情节上的悲剧组成，是对悲剧的**重消解。
需要指出的是，虽然不论杂剧或是电影，都没有展现赵武此时内心的剧烈冲突，但是以语言为载体的文本
还可以给读者心理时间回味留白；本应细节化处理的电影却浮光掠影，转而大力展现情理转换生硬的搏斗。这是对人物性格真实性的冲击，构成了对悲剧的第二重消解。
王国维认为，《赵氏孤儿》作为中国元剧杰出典范，“既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, 亦无愧色也”[5]。电影版的《赵孤》只能说是一种“悲哀的秀美”。因为结局既不是可 供预见的“必然”律的生效，也不是出自人性的绝望挣 扎。电影最后赵不合时宜地杀死屠，这一情节出来得突 兀，这是**个偶然。第二次则是在打斗中，屠误杀程，激动中的赵也误杀屠。电影这里安排得相当生硬，营造出了“为偶然强行偶然”的尴尬效果。画面最后以程婴 向市集寻找死去的妻儿的想象收尾，不管是从人性还是 悲剧意义上看，都远不如安排赵武痛失两父的绝望挣扎 效果强烈。在这里，电影最后幻灭了元杂剧崇高的超越 升华，让整部电影从“大写的人”走向夫妻小家庭“小 写的人”，消解了第三层悲剧。全剧的整体悲剧架构， 也由此崩塌。
综上所述，电影《赵孤》充盈了戏剧人物的思想性格、完善了情节逻辑，是现代技术对传统悲剧题材的全新尝试和探索。然则电影虽竭力用“人性”之笔书写《赵孤》的现代笔触，却在破“复仇”而立“人性”的道路上掺杂妥协意味的商业气息，滞涩了人本母题对复仇窠臼的重新置换。现代裂变的新架构难以抵消传统悲剧崇高感的幻灭，是电影改编最为惋惜的失足。
[ 参考文献 ]
[1][ 古希腊] 亚氏. 诗学[M]. 陈中梅译. 商务印书馆 ,1996.7:27-196.
[2] 余秋雨 . 中国戏剧史 [M]. 上海教育出版社 ,2006.05:99.
[3] 朱光潜. 朱光潜全集( 第二卷)[M]. 安徽教育出版社,1997.10:236.
[4] 许纪霖等 . 启蒙的自我瓦解 :1990 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[M].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2007:27.
[5] 王国维 . 宋元戏曲考 [M]. 中国戏剧出版社 ,1999.07:47.